UPC创造性分析框架的发展

1. 引言

近年来，统一专利法院（UPC）关于《欧洲专利公约》第56条创造性的判例，逐渐呈现出一种相对独立的分析结构。

其中，Meril v. Edwards 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该案较为系统地阐述了 UPC 上诉法院关于创造性的分析框架。法院一方面明确承认欧洲专利局（EPO）“问题—解决方案方法”（problem-solution approach, “PSA”）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不同 EPC 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不同的方法论，而这些方法最终都服务于《欧洲专利公约》第56条下同一个法律问题。

与此同时，法院在术语和分析顺序上，也与传统 PSA 呈现出若干明显差异。特别是，法院强调了“objective problem（客观技术问题）”、“realistic starting point（现实的起点）”以及技术人员是否会朝向发明迈出相关“next step（下一步）”。

因此，该案的重要性并不在于 UPC 否定了 PSA，而更多在于其展现出一种更加灵活、形式主义色彩较弱的创造性分析结构。

2. EPO 的 Problem-Solution Approach

EPO 的 PSA 传统上具有较为明确且固定的分析顺序。

首先，需要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closest prior art）；其次，识别区别特征及其技术效果，并据此确定“客观技术问题”（objective technical problem）；最后，再分析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是否会得到启示，从而到达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在这一框架中，“最接近现有技术”的选择具有重要地位。EPO 判例通常强调，该现有技术原则上应当与发明具有相同或至少相似的目的或效果。

因此，“客观技术问题”的确定，通常是在已经选定起点、并识别了区别特征之后才进行。这一结构与 PSA 防止事后诸葛（hindsight）的功能密切相关。通过从客观识别出的区别特征出发反推技术问题，PSA 试图避免在已知发明方案的前提下重构发明过程。

当然，EPO 实践本身也承认，创造性分析可能存在多个可能的起点，并且最终仍需回到优先权日时技术人员的现实技术视角 (T 0855/15)。

3. 德国判例法：不止于“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创造性判断

德国法长期以来对于创造性的分析方式，相较于传统 PSA，更少形式主义色彩。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多次强调，创造性分析不应机械地依赖于寻找唯一的“最接近现有技术”。

在 BGH Olanzapin和 Fischbissanzeiger案中，BGH 指出，对于显而易见性的判断，并不总是必须 exclusively 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出发。这一思路后来又在 BGH Gestricktes Schuhoberteil 以及 BGH Spinfrequenz 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法院明确表示，将某篇文献认定为“nächstkommender Stand der Technik（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相较于 prior art 的形式排序，德国法更强调的问题是：技术人员是否会现实地具有某种技术上的动因，即“Anlass”，从某一出发点继续走向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因此，德国法关注的重点，并不主要是 prior-art 文献之间形式上的“远近关系”，而更多是现实的技术发展路径以及真实的技术动机。

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德国法在实体结论上会与 EPO 实践产生根本差异。但在分析结构与论证重心上，两者确实存在一定区别。

4. UPC 在 Meril v. Edwards 中的框架

UPC 上诉法院在 Meril v. Edwards 中，对创造性的分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法院首先明确承认 EPC 各成员国长期存在不同方法：

“National courts of the various EPC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use different guidelines when assessing whether an invention involves an inventive step.”

法院同时提及 EPO 的 PSA，以及德国、英国等法域更具“holistic”特征的方法，并进一步指出：

“merely guidelines”

也就是说，这些方法本质上都只是回答《欧洲专利公约》第56条同一法律问题的“分析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并未将 PSA 视为唯一或强制性的结构。

法院指出：

“It first has to be established what the object of the invention is, i.e. the objective problem.”

并进一步说明，该判断必须：

“not by looking at the individual features of the claim, but by comparing the claim as a who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specification and the drawings”

即，不应机械地拆分权利要求特征，而应结合说明书与附图，从整体上理解发明的“inventive concept（发明构思）”与“technical teaching（技术教导）”。

这一结构与传统 PSA 明显不同。

在 PSA 中，通常是先确定 closest prior art，再据此反推出 objective technical problem；而在 Meril v. Edwards 中，UPC 则首先从发明本身的目标与技术教导出发。

因此，UPC 的结构更加强调整体性的 invention as a whole，以及专利说明书中所体现的技术思想。

在此之后，法院才转向 prior-art 起点问题。法院指出：

“The claimed solution is obvious when … the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starting from a realistic starting point … would (and not only ‘could’) have arrived at the claimed solution.”

法院进一步解释：

“A starting point is realistic if the teaching thereof would have been of interest to 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who … wishes to solve the objective problem.”

并明确指出：

“There can be more than one realistic starting point.”

这里的表述，与传统 PSA 中围绕“唯一 closest prior art”的结构性强调，已经明显不同。

UPC 更关注的问题是：在待解决的技术问题背景下，技术人员是否真的会对该 prior art 感兴趣，并将其视为现实起点。

法院还明确引入了技术动机概念：

“The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has no inventive skills and no imagination and requires a pointer or motivation (in German: ‘Anlass’)…”

并进一步指出：

“…that, starting from a realistic starting point, directs them to implement a next step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以及：

“a claimed solution must be considered not inventive/obvious when the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would take the next step … and arrive at the claimed invention.”

法院直接使用德语“Anlass”一词，本身就相当值得注意。

此外，在整个判决中，法院反复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相关修改“技术上是否可能”，而是 prior art 是否会现实地推动技术人员朝向要求保护的方案继续发展。这一点在法院对 Levi 文献的分析中尤其明显。法院多次强调，相关修改会“go against the teaching” of Levi，并且 prior art 中缺乏足够的“incentive”。

同样，在分析血管支架文献与人工心脏瓣膜之间的组合时，法院也特别强调两类技术在技术需求上的差异，并认为技术人员只有在存在“strong motivation”的情况下，才会跨领域移植相关技术特征。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分析结构与德国长期以来关于创造性的判例法存在一定接近性。德国法传统上同样更强调现实的技术动机与技术发展路径，而不是形式化地寻找唯一的“最接近现有技术”。

5. 一种更加 “Holistic” 的结构？

从近期 UPC 判例可以看到，其创造性分析结构在若干方面似乎比传统 PSA 更具“holistic”特征。法院关注的重点，已不再仅仅是对孤立区别特征进行机械式逐步比较，而更多转向发明整体、底层技术教导、现实技术发展路径，以及技术人员是否真的会朝向要求保护的方案继续发展。

这并不意味着 UPC 正在脱离《欧洲专利公约》第56条的实体逻辑，也不意味着其放弃 PSA 所强调的反 hindsight 功能。但至少可以看到，UPC 似乎正在弱化“必须先选定单一 closest prior art”这一形式结构，而更加强调现实技术动机，以及技术人员在优先权日时真实可能采取的技术路径。

从这一意义上看，UPC 近年来的创造性分析，正在朝向一种更加灵活、更加实践导向的结构演化。

6. 结语

近期 UPC 判例并未显示其否定 EPO 的 PSA。相反，UPC 上诉法院明确承认 PSA 是《欧洲专利公约》第56条下的重要方法论。

但与此同时，Meril v. Edwards 所展现出的分析结构，与传统 PSA 在若干方面已经存在明显差异。法院特别强调“objective problem”“realistic starting point”“motivation / Anlass”以及技术人员是否会现实地迈出通向发明的“next step”。

这一 reasoning structure，相较于传统 PSA，更具灵活性与 holistic 色彩，也更强调现实技术发展路径以及发明整体。

这些方法论差异未来是否会真正导致与 EPO 实践不同的实体结论，目前仍有待观察。但至少从近期 UPC 判例的发展来看，法院似乎越来越关注真实的技术动机，以及技术人员在优先权日时实际可能采取的技术发展路径。